作者 陈大海 

来自 四合院网公众号原文之四十八  2017-08-21

       刘刚的父亲刘宝田,“文革”前长期担任辽宁省副省长、沈阳市市长,“文革”后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按照当下的说法,刘刚是个“官二代”。说起来,刘伯伯也是我父亲的老领导、老朋友。
      我和刘刚同年出生。我们5岁时,两家曾同住在一栋楼内,是形影不离的儿时伙伴。后来,我们小学同班,初中同校,长大成人之后,往来不断。1998年初,我父亲和刘伯伯在两个月内相继去世,我和刘刚却把他们的友谊,又延续了将近二十年。
       刘刚虽然生长在高级干部家庭,但由于家中子女多,需要接济的亲属和战友多,父母又对自己要求严格,所以全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这反倒让他从小就生活朴素,懂得节俭和帮助别人。当时,他身上的衣服,时常带着补丁,可他对小伙伴们却大方无私。记得每年春节,他都会拿出攒了一年的零花钱,买鞭炮送给大家。
       几十年后,刘刚当了国企老总。他请我们吃饭,有时也会为每位客人点一份海参或鱼翅,自己却从来只要青椒土豆丝和炖白菜。他说:“我不是舍不得花钱,我确实吃不惯这些高档菜。”
      刘刚的家教十分严格。他和弟弟、妹妹都是三好学生。上初中时,我们两家都离学校很远。我父母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刘刚很羡慕。他也跟家里提出要求,刘伯伯却说:“大海走路不方便,骑车是应该的。你身体好,就该和多数同学一样,步行上学。”于是初中的三年,刘刚都是步行上学,下学。放学后,我经常在学校门口等刘刚,他步行,我骑车,俩人一道回家。
      刘刚为人正派,严于律己。刘伯伯去世时,我让妻子给他送去一万块钱。第二天,他的秘书把钱退回来,还带来一张他写的便条:“大海,你知道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更不能收你的钱。一切都在心里了!”
      六十年代,国家号召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刘刚真做到了。1965年夏天,我们初中毕业,刘刚不仅品学兼优,还被选拔为飞行员,这让所有的同学羡慕不已。航校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武汉空军开轰炸机,还成为武汉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再见到刘刚,已经是七年之后,“文革”之中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几乎让城市里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改变了命运。
        经历过下乡插队后,我于1972年抽回城里当工人。那时,我父亲被“三结合”进了市革委会;他父亲还没“解放”,在农村“五·七”干校劳动。
        一天早上,我在公交车站等车上班,偶然发现,对面等车的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迟疑中我轻轻喊了一声:“刘刚”。只见那人匆匆穿过马路,跑过来,一把拉住我,果然是几年不见的刘刚。
        他穿着一身不戴领章、帽徽的旧军装。重逢的激动过后,他告诉我,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已经复原了,分配在郊区一家化工厂当炉前工。他说:“其实这几天,我等车的时候总能看到你。你现在还是‘红后代’,我却变成了‘狗崽子’。你不叫我,我不会主动过来认你的。”他的话,让我一阵心酸,我冲他胸口狠狠打了一拳。
       去年春节,刘刚永远离开了我们,可他的音容笑貌,还在我心里。中学时期的刘刚,中等个头偏上,身材苗条挺拔,五官端正,眉目清秀。他说话时,膛音很重,浑厚耐听,加上品学兼优,是女同学心目中标准的“白马王子”。
      成年后,刘刚是位颜值很高的暖男。八十年代初,他刚调进市政府,在一次机关联欢会上,朗诵过一首革命烈士诗抄:“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一时间,不知倾倒了台下多少年轻的女同胞。多年后,一位退休女领导还对刘刚说:“你知道吗?当时,机关里多少女同志都在暗恋你。”
       尽管刘刚曾驾驶战机,飞上过高高的蓝天;尽管他父亲曾是地位很高的领导;可他一辈子低调做人,从不愿意抛头露面。甚至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由他主持撰写的《刘宝田日记》序言和后记,坚持自己不署名,只署上哥哥和弟弟的名字。
       刘刚心地善良,曾经助人无数,而他的兄弟姐妹却全都从事着再普通不过的工作,全都过着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生活。
      人生道路上,当遭遇坎坷和挫折时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胸怀和担当。刘刚在工作中,由于经营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损失,受到过严厉的处分。可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推诿过,消沉过。他能正确对待组织,对待自己,对待错误,仍然积极向上,赢得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
      刘刚退休后,深居简出,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整理,编辑,出版父亲的日记上。出于节省,他用成卷的包装纸,把父亲一百多万字的日记,重抄了一遍,一边抄一边整理。每隔几天,他就送来几卷抄好的日记,由我们打字后存入电脑,前前后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我想,那段时间,刘刚一定又深深地沉浸在与父亲一道生活的岁月里;那段时间,一定是刘刚生命晚期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刘宝田日记》中涉及到700多位主要的当事人。他们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我们。为了准确标注他们当时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刘刚不知多少次,跑到组织部门和档案馆查阅资料,走访当事人的子女,一点一滴把了解来的情况,标注在父亲的日记中。《刘宝田日记》从出版立项,落实资金,到编辑校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是刘刚亲力亲为。
       刘刚发现自己身患绝症,已是晚期。住院时,医生明确告诉他,生命一般不会超过半年。打那以后,我们曾经多次相聚,但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病情,谈的总是父亲的日记。他说,日记出版后,一套也不卖,全部赠送给热爱党,热爱沈阳的读者;赠送给日记中的当事人和他们的子女。他的乐观,豁达,从容不迫,让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去年春节前夕,我接到刘刚的电话。他告诉我,因为身体不适,已经提前从海南回到沈阳住院。我要去看他,他不让,在电话里说,现在千万别来,等我好一点再说。随后,嘱咐了几句关于他父亲日记的事情。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刘刚弟弟的短信:“刘刚病危!高烧,昏迷,吐血,便血,尿血,快去医院。”
当我和朋友上午赶到医院时,刘刚已经醒过来,高兴地告诉我们,《刘宝田日记》不久就要问世了。我们小心翼翼,躲开他身上插满的管子,握住他的手。大家微笑着,互相注视着。这时,双方心里都很清楚,这就是最后的握别了!
刘刚在他生命最痛苦的时刻,还象以往一样,在朋友面前保持着从容,自信和尊严!
       回来的路上,朋友说:“《刘宝田日记》还是晚一点出版吧。不然,刘刚看到出版的日记,就会长叹一声,离开我们了!”
       安息吧,和我一同成长的挚友! 
       安息吧,给过我无数鼓励,支持和帮助的灵魂!


       作者简介:陈大海,男,研究员,1949年出生。沈阳二中68届毕业生,当过知青、工人。后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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