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新任务

                                             作者  李戈卫

     1976年10月末我这次特殊的干校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学员们各自返回到自己工作岗位。这次学习时间虽短,但让我听到的、见到的、经历到的,远比在农场那个“小天地”多得多,特别是在这场历史性的大转变中感受到就更多。
      我回到农场见到久违的领导、同志们,还有我的知青战友们感到格外亲切。我向两级组织汇报了学习情况后。
      几天后,县委组织部来人找我谈话。他们说经过农场党委考察、推荐,县委组织部审查批准,决定任命我为农场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这个宣布对我并不算突然,之前党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杨春城已经向我透露过,希望我有个思想准备。但谈话时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一方面我真的感谢党组织上的信任。因为这种信任从“文革”以来对我确实每一次都特别不容易。
      记得上中学时,部队来挑选解放军仪仗队兵(那时不像现在对个头要求这么高,1.71至1.75米即可),我和邻班的一位姓段的同学被目测入选,政审时我们双双下来了。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全国大搞备战,市里在部分学校里成立“武装红卫兵”,还发下来一批步枪(这对当时的中学生来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能被入选当然是莫大荣幸了)。我那时是学生连连长,自感条件不错。可这“武装红卫兵连”名单下来后,竟然没有我。有工宣队员说,“我没资格拿枪”。
      下乡后一次征兵,当时我是一营(袁家大队)民兵副连长,连队知青指导员,也觉得条件很优越。负责征兵的部队干部也很看好我,还找我谈了话,体检也完全合格,可政审时武装部硬是没通过。当时我真感到一种莫大耻辱,也闹了几天情绪。
      1974年我被农场调到十二营(邱家大队)任副主任,主管知青工作。当时全农场大队知青干部不多,而且几乎没有不是党员的,可我还是一名党外人士。
       应该说下乡以来,农场各级干部和知青们对我还是很信任的,他们相信我,可那时候的政策不相信我。海城大地震时,我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当时我也并没想到为了入党,只是觉得作为大队干部我有这份责任。地震当晚我始终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指挥救灾、组织知青抢险、安排群众转移。第二天,安排大部分知青放假回城后,我和大队民兵连长赵天安、团总支书记赵淑琴、赤脚医生董明霞等知青,主动留了下来。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和乡亲们一起过了个大年。
       地震后,我和六营知青干部张惠文等受到党委的“通令嘉奖”。十二营党支部书记胡春田和农场党委书记姜振海等领导抓住这个机会,及时审查并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使我于1975年3月21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不久农场党委又把我调到当时问题比较突出的四营(四十里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两年来,我和班子成员一道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了,又成为农场先进单位。
      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也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城。那时我家里父亲在五.七干校劳动、我们兄妹三个下乡。一家人很长时间都很难团聚一次,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近十年。
      可面对组织上的需要和信任,我又能如何选择呢?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服从组织安排”,何况我今天又是一名共产党员。
      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接了这个职务就意味着我可能又要在农村干上很长时间,甚至真有可能在农村“扎根六十年”了。
      更主要的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今天,形势已经大不如前了,人为附加在知识青年身上的那些“光环”越来越少了。“革命的生力军”已经成为今天的社会负担。我这个当年的“小知青”眼下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老知青”,当年一起下乡的同学基本都被征兵、上学、回城离开这里。过去回城常有些领导慰问、邀请参加座谈会、报告会等如今也都没了。每次回家见到一些不太熟悉我的好心人,听说我还在农村没抽回来,都不免关切地鼓励我几句:“好好干,争取早点抽回城。”每每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好比针扎的一样难受。
       县委组织部同志说什么话我基本没听进去。但是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出发,我当时还是坚定的表示:“我感谢党组织的信任,服从组织决定,我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坚决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请党组织放心。”
      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可是知青工作形势却没有什么大的改观,相反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更复杂了。当地部分干部对知青工作往往不敢管、也不知道该怎么管好。因为那时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都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哪知道该听谁的呀?不少大队干部一味地把知青管理工作推给了知青带队干部。知青们的思想波动越来越大。每年下乡的新毕业生中,积极主动下乡的知青极少,完全失去了当年“老三届”那种起码的激情。
      后几届知青的成长经历也很复杂,真正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他们接受的不多,而文革中那些懵懵懂懂的“革命”、“造反”、“派性斗争”的概念却让他们染身了不少,(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不排除一些家庭教育、个人学习自觉的优秀青年。)这段期间也是知青工作中出事最多、工作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后来的许多事让我至今仍然刻骨铭心。
      就这样我在农场新岗位上一干又是两年,直到七八年盘锦大批知青清点前,我才和部分知青干部一起被抽调回城,结束了我整整六年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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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评论人: 戈卫(火娃)

评论时间: 2019-05-14
照片太虚了,恐怕没法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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