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放炮会”

一九七六年的夏季,当时虽然政治口号不断变化,不断拔高,政治斗争形式常出常新,可社会上很多人的那种政治斗争“热情”越来越冷漠了。
主要原因是,全中国已经没完没了的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次次、一波波的政治斗争,总是你方斗罢我蹬场,最终好下场的人剩不下几个。老百姓被搞的人人自危,生产混乱、经济崩溃、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若大的工业集群省一一一辽宁,居民每人每月只能凭票买到半斤半三两油。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民们就苦不堪言。那时候饥饿、困苦、自危就是亿万中国人民每天战战兢兢地“日子”。
于是一些“政客”们又打起知青的主意。全国各地一批“知青典型”被推到了“前线”,北京甚至把小学生黄帅也利用起来“反潮流”。我们辽宁省当年一些积极带头上山下乡,并凭自己苦干实干精神在知青中颇有一些影响力的“典型”,也成为一些“政客”的工具。他们在省里某些人的鼓动下成为了“反潮流”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
有一天,几个知名的知青“典型”来到盘锦大洼县。县委组织了全县知青代表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会,知青们把它叫做“放炮会”。会上由“典型”们主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讲“扎根农村六十年”号召知青起来“反潮流”。
她们当时在知青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确实很大。一时间,一些知青们群情激奋,大家争先恐后冲上主席台揭发当地干部的种种“不正之风”和“恶行”。记得那天有几十人上台发言,矛头直指当地各级党政干部。会上,县委主要领导要求,大会以后各农场、各大小队都要开好这样大会,要不断把斗争引向深入。
我当天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上台发言的冲动,但是也受到很大鼓舞。会后和一些知青干部议论一下,觉得现在对一些地方干部适当批评是必要的,但非要揪出谁?打倒谁?恐怕没那么严重,至少在我们农场。农场党委李德书记、春城书记等也分别做了我们知青干部一些工作,他们担心知青工作出乱子,但又不能公开抵制。
按县委的要求,我们农场也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大会,这次我们没请农场外的“知青典型”参加。会议有五六百知青代表参加,农场俱乐部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那次农场党委指定我和何家青编大队党支部书记袁新者两名知青干部负责主讲,形式上完全按照县里“放炮会”模式。我们发言中总结了一下农场知青工作的成绩,但也批评了一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在主讲过程中我们虽然努力做了降调处理,但参加过县里“放炮会”的知青代表们还是上主席台点名批评他们身边的当地干部。会后,各大队、小队也纷纷开会类似的“放炮会”。
这次层层“放炮会”虽然让广大知青长期压抑的情绪得到了一定释放,可后来也给知青工作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主要影响如下:
第一,有些队混淆了各种矛盾的界限,有许多干部的认识问题、工作能力问题、统统当成政治思想问题加以批判,有的还被说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严重伤害了各级基层干部的感情,给正常的知青管理工作造成很大影响,一些大、小队青年点几乎形成了自由放任状态。
第二, 造成了当地干部、当地农工与知青干部、广大知青的矛盾突出。知青管理工作出现混乱局面,一些知青带队干部也被裹在其中。个别大队甚至发展到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和管理。个别青年点断粮没人管,打架斗殴没人管、干不干活没人管、甚至来去也没人管。有一个女知青就因为没请假自私搭车回家,结果回家途中被杀害,几天之后尸体才被发现,杀人凶手二十多年后才偶然被抓到。一个小队两伙儿知青矛盾没人及时化解,最后酿成三死二伤的恶性殴斗。有一个大队的两个青年点发生全员性打砸,这个队的知青代队干部不但不出面调解、不及报告,吓得连夜只身逃回沈阳。后来这个带队干部受到了严厉处分。生产管理松散,一个帅气的男知青,农场文艺队骨干队员,在砖场生产中被卷进搅拌机当场死亡。类似事件在农场多年知青工作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第三,个别大、小队干部为了推卸管理责任,甚至补充了一些“点霸”来管理青年点。造成许多青年点人心涣散,矛盾重重,知青们的思想情绪更加低落,一些知青回家探亲长期不归。家长更不放心,他们千方百计为孩子“走后门”办理回城。有一些想方设法办理“病退”的知青,甚至用吃药、自残等办法。
这次“放炮会”后,整个知青工作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农场不得不派出“工作队”下到一些青年点“蹲点”协助大队工作。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今天回想它不是要把这笔帐具体算到哪个人身上(可能也没法说清),但是十年知青运动中的这段深刻教训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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