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道传薪 于 2014-2-6 16:16 编辑

  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中文全译初版本第一卷出版时间是1938年8月31日;第二卷是1938年9月15日;第三卷是1938年12月31日。版权页上标示的是民国二十七年初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我所有藏书的宁馨儿。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一部使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发生根本变革,并把社会主义置于科学之上的不朽作品。在这部浩如烟海的160余万字的巨著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性质,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使命。
  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剩余价值理论。就是说工人为资本家工作,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但他所得到的通常低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形式的报酬。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和工资间的主要差额,都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形式攫为己有。整个资本家阶级是作为集体剥削者,作为完全依靠占有剩余价值而生存的一个阶级来与无产阶级对立的。这一学说第一次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揭露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奥秘。它是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一把钥匙,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则言简意赅地称它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资本论》原著第一版出版于1867年。这一年的8月16日深夜两时,马克思在寓所里给恩格斯写了这样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印完……这样第一卷就完成了。”信中表达了对恩格斯的感激之情。《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
  至于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诞生,真可谓历尽艰辛。1928年,王亚南愤然离开北伐军来到杭州,只身在西子湖畔徘徊。由于兜里没有多少钱,只能在大佛寺里租一间弹丸陋室暂时安身。不久,郭大力从上海大某大学哲学系毕业,也来到杭州住在大佛寺里。两个人同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在短暂几天的相处中,发现彼此学识相当,志趣相投。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萌发了一个热切的愿望,就在这个僧舍里,两个人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大佛寺计划”,立志长期合作,联手翻译《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一些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尽绵薄之力。
  1937年,两个人共同译完《资本论》头两卷,之后,王亚南因担任其它更重要的工作,翻译第三卷的任务便主要落在郭大力的肩上。同时二人开始为这部书的出版与多方面联系。在几次与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社商谈碰了钉子以后,经人介绍找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艾思奇。就在这一年的2月,该出版社由于面向社会发行股份,吁请支援,筹集到4000多元资金,打算分期出齐马恩全集。艾思奇与经理黄洛峰、郑易里研究后同意出版这部经典著作。为了支持他们把翻译工作坚持下去,出版社不但与他们签订了出版合同,而且还每月支付80元预付版税。上海沦陷后,郑易里约请郭大力来到上海,住在出版社,一面赶译余下部分,一面校对一、二卷清样。经过郭大力、王亚南多年的努力,再加上进步出版人的鼎力支持,《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孤岛诞生。据70年代《革命文物》载文推测,初版本一共印了3000部,毁于日本炮火2000部,正常发行出去的仅有1000部。194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再版了2000部。1948年,这部书的纸型转到东北解放区,在哈尔滨重印了3000部。版权页上标明为东北书版初版。
  说到《资本论》中文版的出版发行,还有这样一段逸闻:1947年2月20日,《中央日报》在一版头题显要位置,用特大字体刊登预订《资本论》的广告,两行文字介绍说:“《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光辉的结晶。”当时中国时局相当紧张。报纸出版后,蒋介石暴跳如雷,大骂娘希匹。国民党中央党部连忙下令扣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部分报纸已经发到读者手中。反动文人龚德柏在他主办的《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题目是《中央日报竟为中共张目》,把国民党宣传部长骂得狗血喷头,并让他引咎辞职,“以谢国民党,以谢总裁”。而人民群众、进步人士见到这则广告却欢欣鼓舞,原来这件事是我地下党和进步人十所为。
  我能得到这部《资本论》全译本的初版本,正是得益于日常的知识积累。大约是在职1998年左右,我去北京某医院去探望一位住院的同事。利用一个下午的闲暇时间来到了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无意中在“特价专柜”上看到了这部书。因为我熟知“大佛寺计划”这个故事,所以我眼睛一亮,一看版权页,正是这部全译本的初版本。我喜出望外,翻开第三卷一看有用圆珠油笔写的标价:100元。然后我悄悄地把它从柜台上拿下来放在身边。这时一位服务员走到我跟前,很有礼貌地说:“这部书你要吗?”“我要!”“这边交款,160元。”我当时就好像怕被别人抢去似的,没有半点犹豫,就跟着她把款交了。捧着这部书,喜滋滋地走出店门。
  我走出书店以后,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心想,明明是160元,我怎么看作是100元呢?究竟是她错了还是我错了呢?在将信将疑中,我解开了丝绳想看个究意。原来第二卷的标价是160元,第三卷的标价是100元。于是,我返回书店,向收款员问道:“同志:你们为什么一部书两个标价?这种情况以哪个为准呢?”收款员不容置疑地说:“当然以最后那本书的标价为准。”这时,我马上拿出书来让她观看。收款员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应收你100元钱。”说着,拿出60元钱递过来。说心里话,花100元钱,买到这样一部异常珍贵的红色经典,着实让我高兴了好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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