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科举制度,诞生于1300余年前,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后,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业元年闰7月便创立了科举制度。从此开始了中国取士任官制度下的新时代。科举制的本质在于考试。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是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美国的,究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见《孙中山选集》下卷)。
   追溯到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典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紧接其后,又抛弃了秦“焚书坑儒”的政策,使官学和家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隋唐时代,其学制更加健全,官私学校更加发达,平民百姓的入学打破了世袭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每年应进士科考试“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见《通典·选举三》),“士”阶层的壮大,成为考取举子的主要来源。
  唐末五代以后,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现象真的不复存在了,即便出身官宦之家,也必须与贫民一起来参加科举考试。否则也难保全其政治地位。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孩子只要刻苦学习,通过科举考试,也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梦想。确立科举制以后,考试内容便严格规定以儒家经典及后人的注疏为主,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逐渐增多,但最主要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明经科考试内容即是孔颖达所纂的《五经正义》,它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教材,起到了定儒学于一尊的作用。进士科考诗赋,唐代诗赋本来就很发达,再加上进士科考诗赋的推动,诗赋的创作更加繁荣;宋代以后,朱熹大力阐发“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为士子们的学习和应考提供了更为规范的课本。从元代开始,各种考试都以理学为主要内容,进一步维护了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元人李世弼在《金登科记序》中说得很透彻: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亦大乎?”
  明清以后,科举日重,不仅沿用了元代的成法,而且又有新发展。乡试、会试仍然采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有朝廷规定的统一版本。四书用朱熹的《集注》;《春秋》用胡安国的《传》;《礼记》用陈澔的《集说》,主要都是程朱理学的注疏。考试内容为经学特别是“朱学”,文体形式是八股,这是明清科举考试的重要特点。用明朝人自己的话说,也就是“《五经》、《四书》,圣书之本,敷为时文,体制亦佳”(见《留青日札》卷三十七,《非文事》)。其会试由礼部在京城举行全国统一考试,殿试则以皇帝的名义举行,试题由皇帝圈定,评卷由皇帝委托大臣“读卷”,一甲第一、二、三名由皇帝亲定,金榜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登进士第者一下子成了“天子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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